钱学森同志在我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展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他到哈军工访问，我参加了部分接待和老教授座谈时的记录工作。当时我是科学教育部教务处的助理员，接待钱学森时，我只当是一般来参观访问的专家、学者，虽记忆深刻，但未曾想过其历史意义之重大。
后来，中央电视台播放十二集电视连续剧《周恩来》，其中第七集提到了钱学森参观访问哈军工的事，引起我对那次访问的回忆和关注。随后我又陆续看到一些跟这件历史事件有关的文章，使我对钱学森访问哈军工的背景和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1955年冬他对哈军工的访问，对他后来从事导弹、原子弹的研制事业具有深远影响，也结下了哈军工助飞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发展之缘。
1955年10月，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归来，当时周总理就安排他到东北参观访问。到了哈尔滨，省里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安排了一次演讲。学院派了我去，在演讲中给我印象最深，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是他讲学习毛主席“两论”的体会。他说：“我回国后学习了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体会到“两论”对治学的指导意义。我在美国从事教学、科学研究有些年了，能够取得一些成绩，正是我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不自觉地遵循了“两论”的思想去从事教学、科研的结果。今后一定要更好地自觉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大意如此）。去哈工大听学术报告，这也算平常事，我也只是认真地执行，当时并没有太在意。
两天后的下午，徐立行教育长突然打电话指派我去哈尔滨国际旅行社（是当时哈尔滨市接待贵宾的顶级宾馆）去接钱学森来院和部分老教授座谈，并指示不能称呼先生、同志，只能称呼博士。这事来得很突然，部、处、科各级领导都没被事先告知，而是由徐教育长直接安排的。接到徐教育长指示时，大概是下午3点多，我赶紧打电话到小车队要了车赶到国际旅行社，向总服务台说明来意后，总服务台一个女同志就打电话通知，不一会儿，从楼上下来一个40出头的中年人。前两天我听过他的讲演，一眼就认出了是我要接的钱学森博士，他看到我一身军装就猜出来我就是接他的人。他微笑着下了楼梯向我走来，我也微笑着迎上前和他握手问候，然后自我介绍说明来意，之后就引他出门上车直奔军工大院图书馆会议室。
我们下车后是从图书馆南面的一个侧门进去的。会议室里，徐教育长和十多位老教授早已等候在那里了，座谈会由徐教育长主持，我担任记录。参加会议的老教授基本上是建国前后才刚回来的留学生，记得有张述祖、曹鹤荪、任新民、马明德、董绍庸、陈伯屏、卢庆骏、孙本旺、梁守槃、庄逢甘、罗时钧等，多半都是搞力学、数学、弹道学方面的专家。座谈会上基本是钱学森发言,谈到美国的导弹、原子弹时，他说我们中国人比美国人聪明，他们能搞的，我们中国人也能搞，而且搞得比他们又快又好，对研制导弹、原子弹充满信心。他还对马明德主持研制成功的空军工程系的风洞实验室表示非常赞赏，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本来省里对钱学森来访的日程安排中没有哈军工的，因钱学森有两个学生罗时钧、庄逢甘在空军工程系任教，他们向省里提出想见一见老师的意向，省里不能做主，就向中央请示，当时在总参任副总参谋长的陈院长自然就是具体处理此问题最合适的人选了。据说陈院长得到消息后，第二天凌晨就飞回哈尔滨，上午亲自陪同钱学森到学院参观各系的重点实验室。座谈会后，陈院长在大和旅馆设宴招待钱学森，老教授们作陪，陈赓院长与钱学森就我国自主研制火箭问题有过对话。据钱学森晚年在《神剑》上著文《“中国”两个字最重要》中谈到：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赶回哈尔滨接见我，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陈赓大将说：“好！就要你这一句话。”谁知这一句话，决定了我一生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陈赓院长也表态，为了搞好中国自己的火箭，哈军工要人出人，要物出物。五院成立时，就先后抽调了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朱正、卢庆骏等火箭和导弹技术的顶尖人才，成为支撑科研的骨干力量和领军人物。军工政治部主任刘有光调任五院政委，后又先后输送了大批优秀的毕业学员到五院，哈军工还把从德国订购的跨音速风洞让给五院使用，大力支持五院的导弹技术研究。
这就是钱学森第一次到哈军工。他与陈赓院长的一席恳谈，点燃了我国自主研制火箭、导弹的梦想之光。
赵美锡:时任哈军工科学教育部教务处助理员，后在数学教研室任教，退休前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教授。